程刚：21个公路建设项目欠农民征地补偿16亿元，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8日第7版。
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而在事实（实然层面）上则往往会于此追求背道而驰。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9}法的应然与实然问题源于康德的自然与自由、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因果性与道德性的二元论，已经成为现代法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该书中，作者把法的价值体系化，并把法的价值体系分为三个子系统，即法的目的价值系统、法的评价标准系统以及法的形式价值系统。其核心要义，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二是，在权力论中，无论保权论还是控权论，它们都是从行政权力的角度出发来认识行政法的手段的，不能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而如果站在法哲学的立场上，从更本质或更实质的层面来看，行政法理论基础其实就是对权力和权利这一本质性关系的治理结构的主张和概括。但是，毫无疑问，保权的目的也为了让政府更好地做到依法行政。当然，我认为主体性是当下法律转型最为关键的目标，超主体性的终极理想应当心怀于内，目前阶段还不宜过分张扬——因为毫无疑问，改革三十年以至于1840年以来的170年所提供的近代经验及其实践进程并未完结，中国经验还需要在尊古和研西的后续进程中更加成熟和具有普遍性质。
临时受邀参加人大法学院的这一论坛着实有些诚惶诚恐，因为自己的专业和学力都还不足以支撑对如此宏大之理论命题的评议。但是，真正的科学理性在中国法学研究的欠缺也是显然的。这在新法学的建构过程中显然需要从科学理性的角度予以关照。这显然是对英国光荣革命的比附。
总之，支振锋博士的这一研究跟从并坚定地宣称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回归，其抽丝剥茧般的考据和对中国法学西化前景的深刻怀疑代表了70后法律学人的理性自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宪法学界开始对传统的深受苏联国家法学影响的宪法观念、范畴和体系进行反思，理论研讨的频次、议题都快速增长。
[63] 例如，邹平学：《经济分析方法对宪政研究的导入刍议》，《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经历论辩风雨之后的中国宪法学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不仅没有否定宪法实施、宪法适用等概念，而是在更大范围内就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49]达成了共识。与之相伴，法治、人权、宪政成为第二批被当时的思想界所接受的普世价值。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急速发展与嬗变的历史时期，频繁而热烈的学术争论是其显著标志。
读者不仅能从其间领略到我国宪法学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同时也能真实感受到共和国宪政建设的艰辛历程。为此，我们必须考虑近代以来所继受的宪政知识、中国传统文化中间蕴含的积极和消极因素，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传统。身处其间，中国宪政向何处去也不能避免。社会需求与理论回应的衔接度和及时性，反映了一个国家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切合程度和学术共同体的问题意识。
[⑧] 郑贤君：《宪政的名与实》，《法学》2008年第4期。如果要考察2000年前后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转向，林来梵教授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是不可绕过的一部著作，[67]该书较为系统的提出了规范宪法学的基本主张、框架和研究方法。
同时，我们绕不开现代性命题加诸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负累，敏锐把握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并存，理性建构与经验累积、内生性能量与外发性因素交织的复杂格局。[76]可以说，虽然两种方法论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各自的主张，但无论是理论结构还是精神气质上，法律学宪法学内部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学术共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制宪、修宪与行宪的曲折实践，共和国宪法学与宪政建设一道摸索前行，披荆斩棘六十余载，历经孕育、初长、磨难、停滞、恢复、反思、重建等坎坷阶段，显示了其顽强不屈的生命活力。[12] 韩大元：《新中国宪法学60 年发展的学术脉络与主题》，《法学家》2009年第5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的宪法学基本上是宪法注释学，扮演着政治婢女的角色。[39] 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刘茂林：《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学术史研究的最后一步，就是要对学术研究的现状进行评估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⑨] 杜钢建,郑军,邓剑光：《近三十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3期。平心而论，宪法司法化之争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主张，将在理论上面临何种难题。
中国宪法学者已经走出传统政治理论、维辛斯基法哲学加诸宪法的藩篱，并正在思考和探寻中国语境下的宪法概念逻辑。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
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是，新世纪以来几乎整个法学乃至社会科学领域，都掀起了一场学术史研究的热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关宪政概念的争论并未因此停止，并悄悄发生了转场，转向为是否存在普世价值之争。
[72] 参见高全喜：《现代政制五论》，法律出版2008年版。自时间的维度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宪法学研究，如果可以做一个断代史划分的话，我们可以大致说，中国宪法学研究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和发展之后，90年代开始进入反思和复苏时期，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来，在反思的大背景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开始觉醒，宪政建设和宪法学研究也趋向一个新的重建和繁荣时代。翟小波：《走向宪政的决断——解读2004年的宪法修改》，《月旦民商法杂志》2006年第12期等。焦洪昌的《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分析》等。
即使到了90年代，宪法学界反思之风已起，但在宪法学统编教科书之中，仍然基于这一经典表述，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20世纪90 年代宪法学界关于宪政概念探讨的展开，实际上是对80年代流行的民主政治话语的一次集体反思。
[28]民主，82宪法早已有之，法治、人权也在1999年和2004年先后入宪，至此，民主、法治和人权作为人类宪政史上最美好的制度和理念，都已经被载入中国宪法之中。[73] 参见田飞龙：《中国宪法学理论流派的形成》，《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6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1]陈端洪教授则认为：(1)法院可以审查政府的行为是否合宪，但不能审查党的政策和人大的法律、法规和决议。[11] 杜钢建,郑军,邓剑光：《近三十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12期。
对此，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批评道：某些科学如果必须忙于从事探讨自己的方法论，就是带病的科学。[47]《法学》月刊在2009年第3期和4期，连续登载了郑贤君、朱福惠、董和平、胡锦光、马玲、秦前红、陈弘毅、黄正东等诸多学者的相关评论性文章。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被宣布形成之后，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统帅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政治背书。[68] 参见韩大元等著：《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唯有如此穿梭不息，才能真正实现宪法理论与社会变迁的同步对接。（三）中国意识与方法的初步觉醒如果说，宪法司法化的论调多少与中国的宪政体制和传统有些抵牾，亦反映出中国宪法学研究更多地处于理论移植阶段，中国宪法学仍未形成。
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也是每一个人自由心灵的站立。[42] 管华：《60 年宪法学研究的十大关键词》，《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
[62]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但遗憾的是，新的宪法观念仍未形成。
